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张旭东

摘要：“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相继经历了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以“改革”概念变革为先导；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必然引起“改革”概念本身的巨大变化。“改革”内涵的演进既是对社会历史现实语言的反映，可以充当认知社会结构变化的“指示器”，也参与了对社会的建构和影响，成为历史发展的“助推器”。

关键词：改革；改革开放；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也逐渐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经历了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

一、从“改革”到“改革开放”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定的重要文件中多次出现这个词语。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能等同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涉及到国家多个领域的改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了“改革”。如关于分配改革，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约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的修改发表意见，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关于教育改革，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2—343页。）关于技术改革，1978年10月11日，［1］

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00页。） 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0—451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二字虽然只出现两次，但明显与狭义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改革”，内容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开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综合国力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开始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党中央开始逐渐考虑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1978年6月中国经济考察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强烈建议：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6月下旬，邓小平听取了谷牧关于出访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汇报时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5页。）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页。)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的《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封闭的对外经济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开始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转折。

实践的创新推动着理论观念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是对内改革。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见一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开放”出现2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从酝酿、决策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实践和理论概念的双重创新也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页。）此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名词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不断被使用。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报道，“改革开放”在党报上得到进一步宣传。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

二、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的基本国策的地位。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0页。）

基本国策意义上的“改革”始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还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0次，基本上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论述的。报告强调要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在1986年到1990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继续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广泛深入发展。实践推动着“改革”理论的总结深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改革”出现105次，而且提出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决定指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利于统一和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使改革更加卓有成效地进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央希望并且相信，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个领域的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全面改革”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使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因如此，党的十三大强调，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在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改革”的同时，改革也面临向更深阶段推进的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比预料的多。我们在领导工作中还有不少失误。新旧体制正在交替，许多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市场。特别是不少环节上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正因如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75次，报告在强调“全面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深化改革”。“深化”中文释义是“使向更深的阶段发展”。“深化改革”就是使改革向更纵深的阶段发展。

党的十三大以后，特别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在“深化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改革”提及123次，其中“全面改革”提及1次，“深化改革”提到2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改革”提及93次，其中“全面改革”提及2次，“深化改革”提到4次；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改革”提及89次，其中“深化改革”提到2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改革”提及102次，其中“全面改革”提及2次，“深化改革”提到3次。之所以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深化”方面，就是因为看到了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如何深化？党的十五大强调，需要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党的十六大强调，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三、从“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无论是“全面改革”还是“深化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又会出现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对此，习近平作了形象的比喻：“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01页。）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主要表现在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在此背景下，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30多年前，改革面对的矛盾更带有深层次和系统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如何解决这一系列充满多面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问题？如何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69页。）应对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需要全面的系统的深化改革。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在高度强调“改革”的同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改革”提及85次），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五个方面总体规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新的要求。特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依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改革”一词出现136次，“全面深化改革”提及17次，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首先，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其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再次，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七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与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五位一体”的建设相对应的，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的建设制度、国防与军队等方面的改革。具体内容涉及15个领域、330多个项目。为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截止到2015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召开了19次会议，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谋篇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中心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中心是改革。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71页。）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更没有中国的明天。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深化。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中的矛盾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来解决。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这就需要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特别是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即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2页。）；强调在推进方法上要处理好政策“五大关系”，即把握好“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54页。）

再次，“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全面。全面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全面深化改革”时指出，“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26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全面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深化改革，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以及党的建设制度和国防与军队等方面的改革。

总之，“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以“改革”概念变革为先导；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必然引起“改革”概念本身的巨大变化。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体现了实践和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理念在概念总结上的体现。

〔作者张旭东，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